当地时间3月22日早8点30分，郑爽与张恒抚养权纠纷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县开庭审理。

澎湃新闻记者在线旁听了庭审。本次庭审由法官Karen Brody主持，庭审中，郑爽、张恒同时作为证人和当事人出席。就双方提交的证据，以及代孕过程、两人关系及孩子状况、原告精神状态等相关细节，双方律师以及法官质询郑爽，张恒方律师质询张恒。

本次庭审持续约8个小时。澎湃新闻查阅开庭公告获悉，当地时间4月6日，本案将再次开庭审理。按照流程，郑爽方律师以及法官将质询张恒。

代孕计划是否生变？

在法庭调查环节，郑爽表示，在与孩子父亲张恒终止关系之前，她与张恒的计划是“小孩出生之后我们会让他回到中国，然后再由我们一起抚养”。

张恒则表示，因为郑爽希望两个孩子生肖是猪，且是龙凤胎，所以他们赶在几乎同一时间做了两个代孕。

不过，大约在2019年9月27日，郑爽与张恒的关系终止，这距离孩子2019年12月-2020年1月的预产期已经很近。

郑爽称，“2019年9月27日发生了一些让我比较震惊的事情”，之后，她对人工流产以及送养、领养、停止代孕等问题通过邮件进行了问询，“因为我当时很害怕。我发现可能张恒他有我不了解的一面，我不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”。

她解释：“在张恒的允许下我看了他的手机，我发现里面有很多内容令我很伤心，让我怀疑他对我的感情以及他与其他女性的关系是怎样的。所以我就很无助，做了一些咨询，但我并没有做任何停止代孕或领养的决定。”

是否想过将孩子引产或送养？

澎湃新闻记者从庭审中获悉，在孩子出生前，郑爽还是签署了法律文件PBO（Pre-Birth-Order），这样她与张恒任意一方都有权利在孩子出生后，将孩子从医院接出来。郑爽陈述，这一文件对她而言意味着“我将成为他们的母亲，张恒成为他们的父亲”。

郑爽表示，她有过重新申请PBO的想法，因为“我有考虑过想成为他们单独的父母，而不是一起分享。”但因预产期将近，她不能重新申请。

郑爽称，代孕机构大概每隔半个月到一个月发邮件告诉她代母的情况，她和张恒、代孕机构之间有共同的微信群，由张恒做主要的交流。

但在此后的庭审环节中，张恒表示，在代孕过程中，一开始郑爽是主要的联系人，她通过邮件和微信与代孕机构联系，“在我和她分手之后，我后来意识到她想要把孩子送去adoption department（收养机构），这是在我个人道德行为标准上不允许的，所以我开始和代孕机构和孕母进行联系。但在我们分手之前，80%以上的聊天是由郑爽和代孕机构以及孕母直接形成的。”

张恒还称：“后来她发现在美国大多数州的法律下，怀孕6个月的小孩不能被引产，她跟我说其实还有几个州可以做，我坚决反对。”

孩子出生前后，郑爽为何不在美国？

庭审透露，两名孩子最终平安出生，男孩于2019年12月19日出生，女孩于2020年1月4日出生。

当被法官问及为什么孩子出生时不在美国时，郑爽表示，这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孩子出生了，随后又称是“我认为张恒会把孩子接回中国”。

当被律师问及为何在预产期不来美国，郑爽称，因为自己不能跟张恒一起出现，不能信任他，“在（2019年）10月8日，张恒对我父母、他父母之间的对话进行了录音，我很担心我一旦出现，他会立刻曝光关于我和我小孩子的一切信息。……我不想他们一出生就受到不必要的关注。”

郑爽表示，2019年12月她在中国，等待着张恒主动发信息，但孩子出生前后张恒也没有联系自己。

不过，面对律师质询，她承认自己在2019年12月微信屏蔽了张恒，但在2020年1月没有屏蔽。

她表示，2020年1月19日收到了张恒的信息，显示张恒在他们一起去过的一家上海超市里。“我问他你不是在美国吗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”而张恒没有回复信息。

对此张恒称，孩子出生前后，他均通过共同微信群或父母试图联系郑爽。此前，郑爽已将他拉进了微信黑名单。2020年1月9日，郑爽发了几个句号给他，后又将他拉黑。

张恒之外，郑爽的另一条线联系渠道即代孕机构。

在质询环节，当张恒方律师提问“孩子出生前，你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跟代孕机构联系”时，郑爽回答，“我习惯了他们主动联系我。”

郑爽表示，自己知道预产期，但代孕机构没有通知自己医院名称和地址。“很抱歉我没有主动去问，在2月份我才去问。”

张恒方律师问：“2月之前，预产期已经过了？”

郑爽回答：“是的，我当时还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出生了没有，还是出生的时候有任何的状况。”

郑爽还表示，2020年1月至6月，她不知道张恒的所在地，也不知道孩子在什么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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