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生巨大遭遇带来他文风的改变

楚天都市报记者从《收获》杂志了解到，在文学史上具有“冰河解冻”意义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《远去的白帆》，是经巴金的亲自过问，在《收获》杂志上获得发表的。

《从维熙文集》收录他60年创作的540余万字

截至2018年，从维熙一共出版了79本书。2018年1月《从维熙文集》（十四卷）出版，包括长篇小说卷5种，中短篇小说卷5种，纪实文学、散文卷4种，共540余万字。

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导樊星接受楚天都市报记者采访说，从维熙早期的文风与孙犁相近，描写美好人生，富有诗情画意，早期他也是“荷花淀派”的代表人物，但1957年之后，他被错划成右派，遭遇了长达20年的劳改、做苦工。因为遭遇的人生捶打，文风也发生了巨大改变。他1979年发表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，主人公是一名忠诚的公安干警，却因为政治运动，住进了曾经自己建造的监狱，而遭遇种种心理创伤。小说结尾，主人公听到周总理去世的消息，想要编一只花环纪念周总理，攀着梯子去摘高墙上的白玉兰，被认为是意图越狱，而被枪杀，他的鲜血染红了白玉兰。“从维熙和张贤亮是当年作家中遭遇劳改时间最长的两位，都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，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写出了当时现实的荒诞，是伤痕文学中‘大墙文学’的代表作。”樊星说。

据悉，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。年轻时曾任教师，后任《北京日报》记者、编辑。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、总编辑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《远去的白帆》《风泪眼》，长篇小说《北国草》，长篇纪实文学《走向混沌》等。晚年也笔耕不辍，83岁时还出版了散文集《历史，从未这样》。

他生前感念巴金和《收获》的担当

从维熙去世的消息，引起文坛震动。据资料显示，从维熙16岁时就开始写作，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青创会，因为经常在《北京日报》发表作品，被《北京日报》看中，调入《北京日报》任职。此后，从维熙陆续出版了《七月雨》《曙光升起的早晨》《南河春晓》。从维熙与王蒙、邓友梅、刘绍棠一起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称为“文坛四才子”。

2014年，融易快讯，从维熙近作《我的黑白人生》出版后，作家阎纲评价认为“从维熙是新中国第一代声名鹊起的作家，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《远去的白帆》开辟了文学史上新的时段，即‘冰河解冻’的时期。”

2014年，从维熙推出《我的黑白人生》，追忆自己的坎坷经历。他曾说，“我必须把它写出来，对历史，对良心负责，也对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，让他们留下自己的声音。

据媒体报道，晚年的从维熙开始学习用电脑写作，五笔输入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了60年创作的作品目录，其中最早推出的是《七月雨》，最晚推出的是《从维熙文集》。

楚天都市报10月29日讯（记者徐颖）10月29日，中国作协的“中国作家网”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，作家从维熙29日晨于北京病逝，享年86岁。“中国作家网”用《从维熙辞世：在百年文学潮汐吞吐之中，做一个人文个性统一、心地真诚的作家》这样的标题来评价从维熙的文与人。

从维熙生前曾写了一篇文章感怀巴金，追忆了何以将小说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投给《收获》，而不邮寄给别的文学期刊。“当时似乎耳闻到巴老将主持《收获》复刊的工作，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了巴老的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等系列作品，在我潜在的感悟中，巴老在文坛中不是作家中追风之柳絮，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端庄的梧桐。”

从维熙后来碰到《收获》的一位编辑，得知了小说正是在巴金的支持下获得发表的，并在发表后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“当时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，‘两个凡是’正在与‘实事求是’殊死一搏的日子，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，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，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，怕是难以问世的。”从维熙在文章中写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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