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外公韩诵裳，于1923年，也就是民国十二年，在丧偶8年后再婚了。新夫人高珍（号 浣薇）也是天津人，毕业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，年龄比韩诵裳小一轮。

 

高珍生于天津一个官绅家庭，父亲据说当过张北县县长。她结婚时已经27岁，婚后15天就跟着丈夫去了东北：当时韩诵裳供职于中国银行，先后出任营口支行行长、大连分行、哈尔滨分行行长。

1932年初，韩诵裳结束了外放生活，带着夫人和三个孩子回到了北平老宅，上任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。那时我的母亲已经17岁了。 

1935年母亲的祖父去世，祖母不再主掌家务，她把一大串钥匙交给了高珍。

自外婆当家之后，她遇事沉稳，谋定后动，里里外外，平平顺顺。韩家的五个姑奶奶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人物，她这个当嫂子的岁数还比大姑、四姑、五姑年轻不少。但只见她礼数周全，办事周到，姑嫂之间，相处和睦。

对前房留下的儿女更是尽心尽责。母亲1944年出嫁的时候，时局很乱，经济凋敝，但高珍尽力打理，陪嫁了好多漂亮的旗袍，她说：不是自己生的女儿，要做得更好。

高珍年轻时漂亮，大眼睛，目光清澈。她的发型多年不变，从来用一把剪刀自己对镜修剪，直发斜分，两边头发抿于耳后。而且只用一种头油，头发梳理得光滑柔顺，一丝不乱。

她举止优雅。孙女韩艺思形容奶奶吃芝麻火烧的样子：“一小口一小口，细嚼慢咽，落在桌上的芝麻粒，兰花指一一点起来，嘴角一抿，都吃干净，秀气的很。”

 

高珍从来不大声说话，遇事向来沉得住气，怒而不言，喜而不语，老辈人评价她：处变不惊。只在1938年北平沦陷后，日本人想拉外祖父韩诵裳去做一个新银行的差事，外婆听到后，一改往常的轻声慢语，放出重话：你要是出来做这个，我拉着孩子们就走。

二、

1956年夏天，我10岁，进城到外公家过暑假，和外婆有了实际接触。

她比外公年轻很多，爱穿颜色素洁的斜襟袄儿。肤色白皙，举止文雅，话语温和。

东屋前窗下，有一张大理石面硬木中式书桌，外婆每天在这里研墨运笔，手把手教我画竹子：竹节、竹枝、竹叶，一笔一笔学过，外婆说：“画竹最与书法相通。”

外婆喜欢花，她常走出大门，在胡同里卖花的挑担上，选几个白茉莉花骨朵穿成的花串，买回来别在自己的衣襟上，栓在我的衣扣里。晚上坐在院中乘凉，众人身上带的花串，阵阵清香袭人。

外公家的书多是线装的，全套的《本草纲目》，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其余的则是成套的文史资料，成套的《良友画报》，还有一些西洋画册，据说外婆学过油画。

我找不到想看的，就到三舅房里的书架上翻，翻出一本竖排刻印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，捧着它坐在廊下很吃力地啃。外婆看到了，把书收回去：“你还小，不宜看这种书。”第二天，她就带我到琉璃厂中华书局，给我买了两本书：简写版《史记》和《左传》。等到我回家时，外婆又送我了一本芥子园画谱中的《竹谱》。

后来我知道了外婆虽为女儿身，却怀男儿志，她从来不爱看《红楼梦》，却爱看《三国志》，并为书中的忠义之举落泪。

三、 

外公1963年夏天病逝。

丧事办完不久，邓颖超就来到了南柳巷25号，由我的姨姨韩德莊陪着。姨姨燕京大学毕业后，1949年加入中共，参加革命工作，从1950年起在全国妇联担任机要室秘书、档案组组长，1955年还担任过邓颖超代理秘书。据她回忆：解放后，我父亲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，总理对他说我们两人是先后同学。我们两人的夫人也是先后同学呀。

原来周恩来1913年考上南开学校，上了四年学，而韩诵裳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，日本留学回来还在南开教过书，因此周恩来一直称他为“大学长”。       

而高珍毕业于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，邓颖超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，当年她的名字叫邓文淑，比高珍低两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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